09-28
Marketplace Pulse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卖家占亚马逊全球活跃卖家基数达50.03%，首次超过半数，除日本外，中国卖家在各主要市场均为数量最多的卖家群体。 这源自持续十年的蓄力突破。2015年，中国卖家仅占亚马逊新注册卖家的7.1%，当时美国卖家正以70.6%的占比牢牢掌控市场主导权。目前这一格局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2024年新注册卖家群体中，中国卖家占比飙升至62.3%，美国卖家则下滑至26.8%。 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多重核心优势的叠加：在供应链端，中国完善的制造业体系提供了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支撑，让卖家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在技术端，AI工具的普及打破了本地化壁垒，可以大规模处理翻译、优化，甚至文化适应，为卖家出海扫清障碍。 中国卖家能够在海外电商市场做大做强，这一趋势早已显现，SmartScout此前公布的一份报告就很好证明了中国卖家对于亚马逊的重要性。 报告数据显示，在亚马逊卖家数量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13个都是中国城市，深圳更是以10.26万的亚马逊卖家规模，创下超过纽约与布鲁克林总和6倍的纪录。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卖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就已经超过了50%，而从目前的发展来看，这种主导地位正在覆盖亚马逊整个国际业务。 此前CNBC就曾指出，第三方卖家占亚马逊网站所有产品销售额的约60%，这其中许多卖家要么从中国进货，要么本身就是中国卖家。 Jungle Scout之前发布的《2024亚马逊卖家状况报告》同样显示，超过70%的亚马逊卖家和品牌的货源在中国，这比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和印度加起来还多。 中国卖家的供应链实力与市场活力，不止在亚马逊，也让全球电商平台掀起一场“抢商大战”。本月初，有“韩国亚马逊”之称的Coupang就发布公告称，平台将面向中国卖家推出极速开店模式，助力中国卖家更丝滑布局韩国本土市场。这一模式下，中国卖家入驻Coupang无需注册韩国本地公司，凭中国企业主体及相关资料信息就可直接申请本土店，最快1天就能完成开店。入驻前90天，新卖家还能享受免月度服务费和交易提佣福利，进一步降低了前期投入成本。 虽然局面欣欣向荣，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未转化为同等的盈利实力，这是目前很多中国卖家全球扩张路上的显著痛点。本次Marketplace Pulse数据显示，尽管中国卖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美国卖家在创收方面仍保持优势。据估计，美国卖家的平均收入为884,958美元，超过中国卖家的393,557美元两倍有余。放眼全球，这种情况依然存在，Marketplace Pulse表示尽管中国卖家占据了大多数份额，但在全球第三方交易收入中所占比例仅为39%。 中国卖家突破亚马逊50%份额的里程碑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但目前大部分中国卖家仍停留在低价走量模式，对品牌建设、用户体验与合规经营投入不足，在一些消费场景中难与本土卖家抗衡。下一轮增长，必然是从“拼价格、拼数量”转向“拼品牌、拼体验”，破解“规模与利润失衡”难题，是中国卖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当中国卖家们正为升级转型寻找突破口时，一个绝佳的历史机遇正在到来——国内主要跨境电商平台不约而同地将“品牌出海”提升为核心战略。这不是巧合，而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平台战略的深度契合。 单纯的价格战和铺货模式已触及天花板，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推动平台生态内卖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对平台而言，扶持品牌化卖家不仅能提升平台整体的用户体验和客单价，更能增强平台在全球竞争中的差异化优势。而对于卖家来说，平台的品牌化转型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从“单打独斗”到“借船出海”的绝佳机会。 在这场大潮中，阿里的速卖通（AliExpress）率先扛起了大旗，正式开启了全面的品牌化战略转型，计划要和亚马逊在全球抢夺头部品牌。速卖通正邀请亚马逊上的中国头部品牌加入，或引导其将生意重心转移过来。 获悉，9月底，速卖通会在首页显著位置上线Brand+专区，为既有品质、又有价格竞争力的2000多个品牌的商品打上专属标识，为品牌提供更多流量曝光和多个运营工具，为消费者提供部分商品的价格保护服务，在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在内的核心国家实现包邮。 速卖通品牌出海负责人坦言，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AIDC）已具备支撑品牌化的基础势力。过去三年的积淀让速卖通实现了能力上的脱胎换骨，更关键的是外部环境倒逼，全球关税壁垒不断加高，靠白牌和供应链成本驱动的出海模式已难以为继，过剩产能溢出的逻辑无法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据速卖通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其入驻品牌数量增长了70%，超过500个品牌实现翻倍增长。目前速卖通已划定明确战场：在西班牙、拉美、韩国、波兰等重点市场，第一阶段目标是实现头部品牌成交额超越亚马逊，双11、黑五期间将集中发力。 几乎同时，京东也在积极布局品牌出海，刘强东近期公开表示，将带领1000个中国品牌进军全球市场，京东全球售随即升级战略，推出海外仓半托管项目并开启种子商家招募。依托京东物流在欧美布局的12个核心海外仓，入驻品牌可实现“本地发货、3日达”的履约服务。与速卖通不同，京东更侧重3C、家电等高附加值品类，通过“自营式管控+品牌自主运营”的混合模式，平衡品控与品牌自主性。 而SHEIN日前正式推出“SHEIN Xcelerator”品牌孵化与扶持计划，以“赋能品牌全球化”为核心，面向全球新兴设计师、独立品牌及成熟品牌，提供从资源整合到市场落地的全链路支持，首批重点招募中国市场品牌，后续将拓展至欧美、东南亚等核心区域。 从卖产品到树品牌，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持续投入，但这是必经之路。速卖通、京东、Shein三者的战略虽各有侧重，但都指向价值竞争。平台的品牌扶持计划为中国卖家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和流量支持，但真正成功的品牌出海往往需要“双轮驱动”——既要充分利用平台资源，也要构建自主的品牌阵地。这并非二选一的竞争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 平台渠道的优势在于流量集中、用户信任度高、运营门槛相对较低，可以作为品牌快速获得市场认知的重要起点。而自主渠道的价值则体现在数据掌控、品牌形象完整呈现、客户关系深度运营等方面，是品牌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这种双轮驱动模式中，独立站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它的优势在于：第一，完全掌控用户数据，可以进行精准的会员营销；第二，不受平台政策变化影响，经营更加稳定；第三，可以完全展示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 SEO优化是独立站获取流量的基础，需要深度理解谷歌搜索算法，通过技术优化和内容优化提升网站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社交媒体营销则要求企业在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等不同平台上建立品牌声量，特别是LinkedIn在B2B营销中的价值日益凸显，成为许多中国制造企业触达海外采购商的重要渠道。 这些自主渠道的建设，本质上是在构建品牌的数字资产。与平台渠道相比，自主渠道虽然建设成本更高、见效周期更长，但它能让企业真正拥有客户数据、掌控品牌叙事、沉淀品牌价值。当平台赋能与自主发力形成双轮驱动时，品牌才具备了抵御风险、持续增长的完整基础。 回望这十年，中国跨境电商从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到品牌的深度觉醒，走过了一条充满挑战而又意义非凡的道路。这场觉醒不仅是商业策略的调...
09-19
北京时间9月18日凌晨，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整至4.00%-4.25%，正式开启新一轮宽松周期。这一举措符合市场预期，不仅关乎美国经济走向，更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降息是美联储今年首次降息，也是继2024年三次降息后的再次降息。美联储决策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近期指标显示，美国上半年经济活动增长放缓，就业增长放缓，通胀率有所上升，鉴于风险平衡变化，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25个基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谨慎降息”，预计2025年还将再降50基点，利率或跌至3.5%-3.75%。消息一出，美元指数应声跳水，跌破96.5，创下2022年2月以来新低。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顺势走高，最高触及7.0845。 此前，美联储的第一货币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胀，第二货币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此次降息前，两大政策目标已经出现了重新平衡，从侧重通胀，转向刺激就业。 对外贸人来说，美联储降息有利有弊。 美元利率的下降会降低美国借贷成本，美国的消费和投资都将获得新的推动力，进口需求相应提振。2025年美国GDP预计增长0.5%-1%，对电子产品、机械、服装等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将增加。 即便为不稳定的关税政策困扰，美国目前仍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美国市场一旦需求回暖，美国人手上有钱，又愿意买单，中国的外贸订单自然会多几分机会。如果美国通胀率被降息推高，就会来中国“进货”，利用中国相对便宜的产能，对冲本土通胀。短时间内，这对外贸行业是个明显利好，沿海地区有望率先经济复苏，之后带动内地经济复苏。历史数据显示，美联储降息周期通常会带动中国对美出口增长3%-5%。 与此同时，美元利率的下行也会增加全球流动性，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去处，新兴市场往往成为选择，中国很可能从中获益。对那些依赖外币融资的企业来说，融资成本降低，本身就是一大利好，对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设备或技术的外贸企业尤其有意义。特别是对于从事高端制造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更低的融资成本意味着更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此外，部分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中国在全球资本配置中的地位还可能因此得到强化。 当然，事物总是一体两面。降息往往伴随着美元走弱，人民币就因此面临升值压力。汇率一旦升值，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优势就会下降，尤其对依靠低价取胜的传统制造业来说，压力相当直接。 另外，美元走弱还可能推高国际原材料价格，中国不少制造业要进口原材料，这一涨一跌之间，利润空间就被压缩了。更复杂的是，美国市场或许需求增加，但其他市场未必同步跟进，整体外贸格局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令人略感安慰的是，央行对此已经做了应对预案。央行在2025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中强调：“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抓好政策执行，畅通传导机制”。这表明中国货币政策仍“以我为主”，不会因外部政策变化而动摇。当前人民币汇率整体比较稳定，若有升值预期，央行可能会进行降息、降准来提振经济增速，同时平稳人民币汇率走势。即便美元有大幅贬值或升值的可能，人民币也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不必过度担忧。在国家层面上，还可以通过出口退税和融资支持，为企业提供一个更稳定的外部环境。 即便人民币走强，后果也并非全是负面。对于主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然后加工出口的企业，进口采购成本也同步降低，对于那些持有美元外债的企业，人民币升值也意味着偿债压力减轻。 对做美元结算的传统外贸人而言，汇率下跌，意味着利润逃逸了。而对能采取比较灵活定价机制的跨境电商来说，看到美国市场的增长潜力，往往会抱持着更为乐观的态度。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是个更明显的利好。 产品与服务本身的价值永远是第一位，不把希望寄托在汇率的“红利”上，抓紧练好内功。短期内，最现实的选择是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利用金融工具降低波动影响；同时抓住美元融资成本下降的窗口期，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发挥我们灵活生产的独家优势，时刻关注美国等发达市场的需求恢复情况，及时调整产品和市场策略。 中长期来看，美国等海外市场需求有望提振，为国内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加快产品升级，尽早从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和品牌竞争，树立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市场多元化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重要策略之一。内外双循环、多关注欧洲东南亚、沿着“一带一路”开拓新兴市场，都可以是正确答案。 从这个层面上看，美联储的这次降息虽然只是一个货币政策调整，但它所释放的信号和创造的环境，为中国外贸企业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窗口期。总体而言，它利大于弊，在变局中准确把握趋势、主动拥抱变化，往往能够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新机遇。...
09-17
当不少跨境卖家感慨欧洲市场“竞争激烈、增长难寻”时，德国，这个欧洲第一大经济体，正以稳健的消费力、蓬勃的电商潜力，成为中国出海企业的“战略高地”。 判断一个市场是否值得入局，“消费潜力”是首要坐标。德国恰好具备“经济体量大+消费能力稳”的双重优势： 2024年德国GDP总量达4.3万亿欧元，8400万人口，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远超欧盟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德国消费景气指数已从2023年初的低谷反弹，消费者信心持续回暖。 这意味着，德国消费者不仅“有钱花”，更“愿意花”。无论是时尚穿搭、消费电子这类核心品类，还是家居、杂货等细分赛道，都能找到稳定的需求基本盘。这个市场不仅本身容量大，更是通往整个欧盟市场的黄金跳板。 然而成功进入德国市场并非易事，需要深入理解市场特点，根据自身优势制定系统性的本土化策略。 德国企业虽然在高端制造和工程技术方面领先，但在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大规模定制化生产等方面，中国企业的灵活性优势明显。数字化转型方面，中国企业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正好契合德国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升级需求。从移动支付到电商平台，从物联网应用到人工智能集成，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实践为德国市场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电池储能等绿色科技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在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方面形成了显著优势，恰好迎合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对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德国市场的机遇还体现在其独特的市场结构和消费特点上。德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B2B市场之一，工业采购和企业服务需求巨大，这为有技术积淀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小企业文化深厚，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细分领域往往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和稳定的客户基础，能与中国企业形成很好的互补。 德国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接受度较高，同时也理性地追求性价比。想凭借产品闯出蓝海，则既要满足德国人对品质的严格要求，又要在价格上体现出竞争优势。年轻一代消费者逐渐迈入主流，他们对中国品牌的偏见逐渐减少，更注重产品本身的功能和体验，这为中国品牌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环境。 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深度本土化。这远不止是简单的产品翻译或渠道铺设，而是要在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实现真正的德国化。 首先是产品的本土化。CE认证、GS安全认证、TÜV质量认证等不仅是市场准入的门槛，更是赢得德国客户信任的重要凭证。但本土化不能只停留在合规层面，更要深入到产品设计理念中。德国用户注重功能性、耐用性和环保性，他们愿意为高质量产品支付溢价，但绝不容忍任何质量缺陷，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从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德国用户的使用习惯和偏好，在材料选择、工艺标准、用户界面设计等方面都要达到德国市场的期望。 组织本土化同样重要。成功的中国企业往往会在德国设立实体机构，建立本地化的管理团队。德语能力、当地人脉网络、对法律法规的深入了解，这些都是本土员工的独特优势。德国客户也更愿意与能够提供本地化服务的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往往需要面对面的深度沟通和持续的服务支持。拥有合适的德国伙伴，也能显著降低市场进入的难度和风险。无论是分销商、系统集成商还是技术合作伙伴，都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更快地融入当地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们不仅能提供市场渠道，更能提供宝贵的本土化知识和经验。 在德国市场，传统的营销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德国人重视权威机构的认证和推荐，第三方测评、行业专家意见、媒体报道等都是建立品牌信誉的重要途径。中国企业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来建立这些权威背书，以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参加专业展会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营销渠道。德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展览业，汉诺威工博会、慕尼黑电子展、法兰克福消费品展等都是相关行业的风向标。通过展会直接接触潜在客户，深入了解市场趋势、竞争格局和技术发展方向，是企业需要完成的深度本土化课程之一。许多成功的中国企业都把参加德国展会作为市场开拓的重要手段，通过持续的展会参与来建立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传统手段之外，数字化营销在德国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B2B领域的专业平台和社交媒体。LinkedIn在德国的B2B营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交媒体则是品牌种草激发消费需求并将用户兴趣转化为实际销售的重要渠道，消费者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寻找事物灵感、搜索想购买的产品、追热点等，这一趋势在年轻的Z世代中尤为显著。对消费电子品类而言，视频内容的影响力更甚，它能帮助消费者直观了解产品细节，从而更精准地做出购买决策。此外搜索引擎营销也需要本土化，德国用户的搜索习惯、关键词偏好都与其他市场有所差异。 在营销内容方向上，我们也应去理解德国独特的商业文化。德国人偏向直接、严谨，重视事实和逻辑，不喜欢过度的销售技巧和情感诉求，因此详细的技术资料、清晰的逻辑论证比华丽的渲染更有说服力。 另一个需要中国企业严肃对待的点是合规。德国的法律体系复杂而严格，税务合规、数据保护、劳动法合规等等，都不容忽视。任何违规都可能导致巨额罚款、业务中断甚至被迫退出市场，而且一旦出现违规行为，对于严谨的德国人来说，修复企业声誉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预防成本，因此企业在进入市场之初，就应从技术上做好储备，建立起相应的流程和合规体系。 如果说宏观的条件是地基，那海外电商行业的增长趋势与消费者行为，就是决定卖家能否快速起量的关键。调研显示，德国电商市场规模增长快，预测从2024年开始至2029年，可再释放近500亿欧元增量空间。而且欧洲消费者购物时自带“跨境属性”，德国的跨境网购消费者预计在2028年会攀升至2410万人，增长速度远高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几个欧洲主要跨境电商市场，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势在德国市场更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想在德国电商市场抓住增长红利，必须先读懂德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线上购物时，在从购物车转化为实际下单的关键环节，德国消费者更看重商家可靠性、库存状况及支付方式等因素，购物车弃单的痛点亟需警惕。研究发现，德国消费者对折扣码、优惠券的重视可能是导致该问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欠佳的支付体验也成为阻碍其完成支付流程的关键要点。出海商家可将重点放在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充分展示品牌资质、精准优化优惠策略与支付方式，从而在消费者中建立信任，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选对赛道，精准触达，让运营效率最大化。2025年Q1，时尚穿搭、消费电子两大品类合计在德国线上购物的销售额占比达到45%左右，且保持同比增长。 在品类偏好方面，时尚穿搭赛道中，消费者偏好环保材质、耐穿经典款；消费电子赛道中，消费者则追求功能复合、智能科技。出海商家的重点工作，就是实现“品类-内容-渠道”的精准匹配。时尚穿搭品类多选用可持续材质，申请欧盟环保认证；消费电子突出多功能、智能化卖点。在营销上，优化谷歌搜索，参与电商平台如如Amazon.de，建设德语独立站，运营Instagram、TikTok、YouTube等社媒账号，联动德语区KOL发布图文视频，让好产品通过好渠道充分触达目标消费者。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技术发展的加速，中德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2025年前7个月，我国对德出口增长10.7%，今年德国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企业进入德国市场，不仅是商业扩张的需要，更是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在这样的高标准市场中历练，进一步提...
09-04
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梅塔（Amit Mehta）裁定，谷歌不构成在网络搜索领域的垄断，驳回检察官要求谷歌母公司Alphabet出售Chrome浏览器的请求。此外，谷歌也无需剥离安卓操作系统，并可继续向苹果等合作伙伴支付默认搜索引擎费用。 本次裁定背后还有附加条件，如谷歌需要与竞争对手共享部分数据，以打开在线搜索的竞争，削弱其在搜索广告市场的垄断地位；禁止谷歌签订预装搜索引擎的独家协议，但可以继续向手机厂商支付预装费用。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些条件未触及谷歌广告生态的核心架构，因而减轻了投资者对公司结构性拆解的担忧。 Alphabet表示将对判决提出上诉，并警告称强制数据共享可能导致竞争对手对谷歌核心技术进行逆向工程。在今年4—5月为期数周的听证会上，美国司法部希望进一步防止谷歌将垄断优势延伸至AI领域，当时出庭作证的OpenAI高管称，数据共享可以帮助他们优化ChatGPT，但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强调，这让竞争对手能直接复制谷歌的产品。作为回应，法官称他将考虑影响范围更小的措施。 尽管法官最终缩小了必须共享的数据范围，允许谷歌不必提供更多的广告数据访问权限，也无需修改内容使用政策，或是报告其投资情况，这些均被判断为“不当的过度监管要求”，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仍将为搜索引擎市场带来一定的变量。 本次裁定是本世纪“对科技行业影响最深远的法院判决之一”。目前Meta、亚马逊和苹果都面临美国政府提起的反垄断诉讼，谷歌案的结果将会为其他面临类似案件的法官提供参考。 消息发布后，Alphabet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一度大涨近7%，换算为市值大约增长了18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851亿元）。苹果股价也上涨超3%，作为谷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苹果每年从谷歌方面拿走超200亿美元，并将谷歌搜索设为Safari的首选搜索引擎。 美国司法部对谷歌的诉讼，是美国两党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发起大范围打击行动的一部分，行动始于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涉及Meta Platforms、亚马逊及苹果。 2010年—2020年，大型科技公司逐渐形成史无前例的市场集中度：谷歌在搜索和在线广告领域几无对手；Meta（Facebook）控制社交媒体主流平台，并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亚马逊主导电商与云服务，掌握卖家与消费者数据；苹果则通过iOS生态体系（App Store、支付体系、设备锁定）实现“端到端”控制。 公众和政界都对此提出担忧，如扼杀竞争，阻碍创新，限制消费者选择权和数据与隐私问题。2019年，美国国会开启“大科技公司反垄断调查”，举行多轮听证会，还出现了谷歌、Meta、亚马逊、苹果四大公司CEO一同出席的奇景。 2020年，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小组发布400多页报告，明确指责四大科技巨头滥用垄断力量，建议立法限制。针对上述四家公司的反垄断诉讼也同期开启，涵盖搜索、广告、电商、社交、移动生态。 这一诉讼引发全球关注，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也同时加强监管，欧盟更是对苹果和Meta分别开出5亿欧元和2亿欧元的罚款。 美国司法部指控谷歌通过设置强大的进入壁垒来维持其在通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检方建议采取包括剥离Chrome、拆解安卓生态以及终止谷歌与苹果的默认搜索协议等激进措施，打破其在该领域的垄断。该案被视为十年来科技巨头面临的最大监管挑战之一。 负责此案的法官梅塔详细解释了他为何要“放谷歌一马”——AI领域正在快速发展，如果按照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以10年为尺度去做出裁定，可能会造成意外的后果。 法官解释道，生成式AI（GenAI）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此案的进程。GenAI正成为改变搜索格局的力量，有数千万用户使用ChatGPT、Perplexity和Claude等生成式AI工具来获取信息，而非使用搜索引擎。 虽然这些工具尚不足以取代通用搜索引擎，但未来会成为一大趋势。法官称，他希望在判决中保持“谨慎的克制”。 这种克制体现在多个判决的细节中，法官认为，要求谷歌剥离Chrome、安卓操作系统等核心资产属于过度管辖，因为谷歌并未利用这些资产实施非法限制。同时，也不应禁止谷歌向合作伙伴付款，以预装谷歌搜索、Chrome或其生成式AI产品。如果这些交易被禁止了，会严重影响相关企业和市场。 在长达5年的反垄断诉讼期间，曾有多家公司想收购谷歌的Chrome浏览器，OpenAI、雅虎等公司都是潜在买家。最近的一次是8月12日，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创业公司Perplexity抛出一项收购要约，计划以345亿美元（约人民币2475.13亿元）收购谷歌的Chrome浏览器。 由于美国司法体系属于判例法，谷歌案不仅是对一家公司的裁定，还会在后续的司法与监管实践中起到示范效应。谷歌案确立了“必须开放部分数据和服务，以恢复竞争”的思路，这可能成为数字经济中新的监管模板。 此案还对大型科技公司起到了震慑作用。即使没有强制拆分，企业也需要在扩张时保持谨慎，以避免触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红线。他们未来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如初创AI公司）的行为，也可能面临更严苛的审查。...
08-29
8月26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一份《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直接公示了未来10年的超级大机会。 似曾相似的剧情在10年前已经上演过。2015年，“互联网+”新政落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推上台前，加上此前两三年的铺垫酝酿，移动互联网黄金十年正式开启。 当下的情况也正是如此，AI在全世界范围内席卷已经从两年前就开始了，国家这时候发布“人工智能+”新政，不是踩热点，而是经过了充分调研、论证、设计以及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这预示着未来10年的窗口期正式开启，属于科研、产业、应用、甚至普通人的机会都来了。 真的会有这么大影响吗？当然。不夸张地说，这是国运，不是某一个细分行业的蓝海。可以把“人工智能+”理解为一个顶层产品规划，既是战略层面的框架设计，也是落地执行、配套支持、资源分配的指导原则。用大白话理解，就是后续所有的人、事、钱以及各种扶持都会向这个领域倾斜。 通读《意见》，从文件定位、发展目标到重点任务，这份“顶层设计”释放出中国AI发展的新方向：它不再只是产业升级的工具，而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核心。为实现这一目标，文件提出“三步走”：第一步，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第二步，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第三步，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很近，从现在开始的2年、5年、10年后，我们的生产生活会逐步全面拥抱人工智能，AI将会像电力、互联网一样全面普及，成为社会的“底层设施”。 对处在全球经济网络前沿位置的外贸人而言，这一政策至少具备三重战略意义：一，为传统外贸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二，为外贸企业参与全球AI产业链分工创造了条件；三，为中国外贸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技术制高点奠定了基础。当下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一次技术革新的机遇，更是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重构的关键节点。 AI可以重塑传统的贸易流程。过往我们的客户管理，主要依赖人工经验和简单的CRM系统，在“人工智能+”政策推动下，智能化客户关系管理将成为标配。AI驱动的CRM系统能够通过分析客户的历史交易数据、沟通记录、市场行为等多维信息，精准描绘客户画像，预测客户需求，优化沟通策略。借助它，外贸企业可以实现从“广撒网”到“精准投放”的根本转变，显著提升客户开发效率和成单率。 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增长引擎，AI的融入将进一步放大其潜力，例如驱动个性化推荐、自动化客服和智能定价系统，优化跨境支付与合规管理，都能有效提升运营效率和海外消费者体验。通过AI赋能的平台，支持多语言实时翻译和文化适配，可实现精准营销和全球市场渗透。全球消费者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AI驱动的整套服务模式恰能投其所好，将成为跨境电商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AI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全球市场需求的精准预测。传统的市场调研往往依赖有限的数据源和主观判断，难以形成全面、准确的市场认知。而AI系统将对传统技术实现维度碾压，通过整合全球贸易数据、社交媒体信息、新闻资讯、经济指标等多源数据，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全面、实时、精准的市场分析，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新兴市场机会，预判市场风险，制定更加科学的市场进入策略，甚至是提供风险预警和管理建议。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这一技术对正在拓展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AI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也将重写外贸企业的运营效率。在跨境贸易中，供应链中断已成为常见痛点，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可实现全球供应链的智能协作。AI深度嵌入供应链管理全链条，能帮助外贸企业实现实时预测、动态调整和风险防控，这些看不见的工作将直接转化为成本优势和响应速度提升。借助AI技术，外贸企业能够优化库存管理、提高订单履约效率、减少物流成本，从而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人工智能+”政策的实施将加速中国AI产业的发展，为外贸企业开拓AI产品出口业务创造了极大利好。从智能制造设备到消费级AI产品，从行业解决方案到基础算法服务，中国的AI产品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过去的几年中，机器人、智能装备、自动化生产线等技术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中国企业在这些领域已经拥有技术领先优势，在价格、生产效率等方面更具备独特的竞争力。随着全球工业4.0的推进，海外市场对智能化生产解决方案的需求将更加迫切，中国外贸企业有机会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担任重要角色，顺应这一趋势，加强智能化产品研发与国际市场布局，成为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推手。 对单纯从事传统产品出口的企业而言，“人工智能+”政策也提供了产品升级的新路径。通过在现有产品中嵌入传感器、芯片、算法等智能化组件，实现产品功能的跃迁式升级。这种升级不是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的系统性改造。例如，传统家电通过集成智能控制模块和学习算法，可以实现用户行为分析、能耗优化、远程控制等功能，从而转型为智能家电产品。智能化升级将推动传统出口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从单纯的产品制造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建立起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为企业构建更强的市场护城河。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对外贸人而言，AI技术的深度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行业的运行逻辑，每一个业务环节都将被重新定义，同时也开辟出全新的增长空间。那些能够率先拥抱AI技术、重塑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的企业，将在未来的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据主动。在这股洪流下，我们面临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8-14
尽管事前舆论已经广泛作出准确预测，但在靴子真正落地之前，大家还是屏住了呼吸。 8月11日，白宫宣布，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美国对华关税的暂停期延长90天。中国方面在数小时后也公布了《中美斯德哥尔摩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确认暂缓90天对美实施相关报复性关税。 几个小时后，中国商务部进一步发布消息，表示将暂停对4月份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17家美国企业的实施措施，同时暂停对28家美国实体的出口管制。这可以看作是对白宫声明的积极回应。 尽管谈判在十多天前就已经结束，但，“如果不到最后一刻才达成协议，那就称不上是特朗普式谈判。” 对中国出海贸易商而言，这是黑五和圣诞旺季前难得的缓冲期，至少今年的销售旺季不会被耽误了，美国消费者也能买到性价比高的季节商品。 需要注意的是，中美贸易谈判还未真正展开，但近期更多影响谈判的潜在因素不断浮现。芯片销售限制、TikTok“不卖就禁”、俄罗斯原油进口……这些因素都让中国出口商忧心忡忡。即便处在难得的关税窗口期，依然要面临现有关税（10%基准关税和20%芬太尼问题关税）带来的压力。 相信这几个月很多外贸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客户询盘少了，报价越来越谨慎，签约周期变长了。因为，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最大的“订单杀手”。 外贸企业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关税本身，而是政策的不可预测性。90天后会怎样？谁也不敢断言。“达摩克利斯之剑”般的心理压力，让客户格外谨慎。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信心危机，无法用其他工具来对冲，需要我们用更加系统性的思维来应对。 在分析了大量成功案例后，我们发现那些在动荡中依然能够稳住订单的企业，他们或多或少都把自己的服务宗旨定位成“为客户创造价值”，让自己在客户的价值链中变得不可替代。 传统的外贸模式下，贸易摩擦带来的成本通常由出口方承担。但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开始与客户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例如签署“关税调整协议”，约定当关税上升超过一定幅度时，双方按照约定比例分担额外成本；建立价格调整机制，根据关税变化情况定期调整产品价格。 这种做法的精髓在于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把单方面承担变成双方面分摊。相比涨价，客户更不能接受的是供应链突然断裂，这种透明的成本分摊机制实际上也增强了合作的信任度。 共担成本是第一步，具备战略眼光的企业，会把重心放在从单纯的产品供应商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上。竞争不是靠最内卷的降价，而是去深入研究客户的业务模式，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生产再到物流的一体化服务。走得远的，甚至会深入到客户所在国，专门为当地市场开发产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客户不愿意轻易更换供应商，因为重新寻找合作方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任何时期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都是不智的，这个道理在这个行业、这个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够稳住订单基本盘的企业，大多也在市场结构上做了战略性调整。 据海关总署数据，2025年前7个月，我国对东盟、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显著。我们说的市场多元化，并不是鼓励大家盲目尝试，“东方不亮西方亮”，而是基于理性分析、精准评估后作出审慎抉择。例如这几个新兴市场各有特点：东盟与中国地缘接近、享有RCEP关税优惠，适合机电、家居、食品加工设备出口；拉美基建需求旺盛，适合工程机械、建材、汽车零部件；中东消费能力高，对高端家电、光伏、节能设备需求大；非洲则人口红利明显，消费品、轻工业品市场潜力巨大。它们的共同点是需求升级，但供应不足。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我们在做决策时，要从四个维度充分考量：一是政治与经济稳定性。评估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政策延续性以及法治水平，关注GDP增长趋势、通货膨胀率、货币汇率稳定性等，衡量是否能支持稳定的贸易合作。二是贸易便利化程度，关税水平、清关效率等，与成本、交付周期都直接关联。三是消费能力与市场容量，重点看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结构等，判断当地是否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产品销售，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市场策略。四是文化差异与本地化可行性，语言、宗教、价值观、审美偏好等等，差异是否过大？需要投入多少本地化成本？是否有可合作的本地伙伴？ 将业务按照一定比例和特点部署到不同层级的市场，当某个市场出现政策性风险时，其他市场可以及时补位。而且不同市场的需求周期往往不同步，可以有效平滑业务波动。 面对当下这个来之不易的90天窗口期，不能被动“等风来”，而要主动出击。 第一个月是黄金时间，对于已有的订单和客户关系，“快”字当头。立即联系所有潜在客户，告知政策变化，强调这是难得的成本优势窗口。考虑此时推出特殊价格方案，给客户明确的时间紧迫感，比如“90天特惠，过期恢复原价”。为窗口期订单开辟绿色通道，缩短生产周期，确保在不确定性再次升级前完成交付。 定期与主要客户沟通，了解他们对政策变化的担忧和应对计划。很多时候，客户的担心比实际影响更大，这种焦虑需要靠及时沟通来化解。 对于正在跟进的潜在订单，同样也需要“快”。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决策速度往往比价格更重要，在收到询盘后，24小时内就给出专业报价，尽快寄送样品，反应迅速的供应商总是更受青睐。把工作颗粒度做细，针对不同的关税情景提供不同的产品方案和价格方案，让客户有更多选择空间。 着眼长远，“新”的重要则进一步凸显。在传统市场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新市场、新产品、新模式的开拓变得尤为重要。新兴市场扩展，新产品结构升级，都能对冲贸易摩擦影响。同时加速数字化转型，加快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模式的应用，减少对传统贸易渠道的依赖。 对久经风雨的中国外贸人来说，这段缓冲期不过是争取主动、灵活应对的不二时机。面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既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也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能不能稳住你的订单基本盘，是一场对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坚韧品格的综合考验。保持学习心态，坚持长期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确定性恰是一种我们需要去适应的新常态，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只要客户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不变的，诚信经营的价值就是不变的。...
08-07
8月5日注定会成为AI技术和商业竞争格局演变里的重要时刻。 这一天，硅谷最重要的三家模型大厂都发布了各自非常具有节点意义的模型，这种盛况有阵子没见到了。 先是谷歌发布了Genie 3模型——一个你可以和模型生成的3D世界实时交互的世界模型。接着Anthropic更新了它最主力的Claude Opus系列，发布Claude 4.1 Opus，编码能力继续突破。然后OpenAI预告了许久的开源模型也终于来了，正如此前泄露的，OpenAI发布了名为GPT-oss、开放权重的模型（含120b、20b两个版本）。这是它继2019年11月开源GPT-2之后，再度开源它的语言模型。 三个模型发布在24小时内接连发生，但与过去充满火药味的直接竞争不同，这次各家更多是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展示不同的进化方向。AI的叙事，正在从“谁更强”的单一维度，走向更复杂多元的竞争格局。 历史真是讽刺。OpenAI的名称来源，就是“开放”、“开源”，这曾被其CEO奥特曼自诩为AI时代的核心精神和生存之道。但从2019年初开始，OpenAI就处心积虑地偏离了开源轨道：那年2月，它以“安全问题”为借口，拒绝公布GPT-2的全部参数权重，只公布了一个7.74亿参数的“部分模型”。直到当年11月，在GPT-2乏人问津的情况下，它才羞羞答答地公布了全部15亿参数。至于后来大放异彩的GPT-3、GPT-3.5以及GPT-4系列大模型，则既没有公布过参数权重，也没有公布过技术路线白皮书。截止8月5日前，OpenAI已成为当今全球AI大模型基础研发第一集团当中，寥寥几家“没有任何新版开源大模型”的开发者之一。 这次OpenAI终于交出了它的开放权重模型作业：GPT-oss，一个13B参数的密集模型。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个能与GPT-4o或Claude 4.1匹敌的SOTA模型，其性能大致对标Llama 3-8B或Qwen2-7B。在一些基准测试上，它的表现甚至略逊于同量级对手。 奥特曼称，GPT-oss性能与o4-mini水平相当。在多项基准测试中，GPT-oss-120b的表现确实与OpenAI o4-mini几乎持平，GPT-oss-20b则与OpenAI o3-mini相似。 GPT-oss的最大亮点是其部署的高效性。GPT-oss-120b能够在单个80GB GPU上高效运行，例如高端笔记本；GPT-oss-20b则只需16GB内存即可在边缘设备（例如手机、平板）上运行，非常适合本地推理、设备端使用或在没有高昂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快速迭代。两款模型均采用MXFP4原生量化，其中，GPT-oss-120b在H100 GPU上历经210万卡时训练而成，20b版本的训练用量为前者的1/10。 但GPT-oss的意义并不在于性能，而在于“OpenAI”这个名字和它附带的许可证。 首先，这不是一次彻底的开源。 这两款模型属于“局部开放”的大语言模型，公布的只是权重、一份34页的技术白皮书，以及其他少量选择性的信息。强化学习的技术细节、预训练的数据构成、数据来源等信息都未披露。仅凭这些公开信息，我们是没法“复制”出一个成品来的。当然归根到底，大家发布开源大模型是为了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培育开发者生态，而不是方便别人抄袭。 GPT-oss使用的许可证是OpenAI自定义的“OpenAI Model License 1.0”，其中最关键的条款是：禁止任何年度收入超过1亿美元或日活跃用户超过100万的商业实体，使用GPT-oss来开发或提供与OpenAI核心产品（如API、ChatGPT）竞争的服务。这个条款就精准地将所有潜在的大公司竞争对手排除在外，同时又能让广大的中小开发者和研究者进入其生态。 其次，这是OpenAI自GPT-2以来首次开放权重，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转向。 可以说OpenAI发布开源模型，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DeepSeek的冲击。当一个免费的开源的模型，达到了其它闭源、收费极高的模型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所能感受到的水准，这就是致命打击。GPT-oss显然是OpenAI的一种防御，也是它想要做的生态扩张动作，对抗DeepSeek、Qwen等开源力量对其开发者基础的侵蚀。 当前全球AI市场竞争激烈，新兴力量崛起迅速，在这样的环境下开源成为重要手段，可以吸引更多开发者，完善其生态系统。 对竞争对手来说，开源当然是好事，便于互相学习借鉴（以及抄袭）。对于全人类来说，开源就更是好事，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开放能促进技术进步。但是对于OpenAI这种吸引到业界所有目光的AI领头羊来说，让更多的开发者加入到它的生态系统中，有什么实际意义？ 答案很明确：开源大模型可以下载安装到本地硬件设备里，完全从本地运行，这对于一部分客户相当有吸引力。客户可以把所有数据存储在本地，而不是上传到第三方平台，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数据安全。无论对于国家机密还是商业机密来说，这种安全性都很重要。 客户可以基于自身需求，对开源大模型进行微调(fine-tune)，从而契合特定行业应用场景。医疗、金融等复杂或敏感行业对此需求尤其旺盛。 对于预算有限的客户来说，在本地硬件上运行大模型，或许比购买闭源大模型使用权更划算。当然，在本地部署开源大模型，就意味着客户要为自己的信息安全和技术维护负责。在权衡利弊之后，许多大型行业客户还是会更偏好开源大模型。这就是LLaMA系列大模型在欧美深受大企业欢迎的原因，也是DeepSeek在今年年初席卷国内政企客户的原因。DeepSeek的技术水平或许能与GPT-4o1相比，但如果不是开源，它的应用速度会非常慢，无论对B端还是C端都是如此。 这次OpenAI走下神坛，不再扮演那个高高在上的闭源领导者，而是试图通过一个“够用”的开放模型，将开发者吸引到它的生态系统中——用GPT-oss进行本地开发、微调，然后无缝迁移到更强大的OpenAI闭源模型上。GPT-oss的规模与性能，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精明的“卡位”。目前，GPT-oss-120b和GPT-oss-20b已上线开源托管平台Hugging Face，普通用户则可以在OpenAI打造的体验网站中直接免费使用。 从商业角度看，这个决策早晚要做出。不管怎么说，有些企业客户永远不可能把至关重要的数据上传到第三方平台，政府部门就更是如此。与其把这片广阔的市场留给竞争对手占领，不如自己去占领。如果竞争对手技术进步的速度慢一点，OpenAI重返开源赛道的速度或许也会慢一点，但也只是慢一点而已。 在OpenAI开源之前，国内的大模型开源早已进行得如火如荼。 近几个月来，腾讯、智谱AI、昆仑万维、阿里巴巴、月之暗面等头部企业密集发布新一代开源大模型，将AI开源战场推至前所未有的热度。据Hugging Face中国社区统计，仅7月单月，就有16家机构共开源31个模型及工具，覆盖文本、图像、3D生成等全模态场景。如今OpenAI携GPT-oss-120b和GPT-oss-20b两款开源模型强势入局，释放出技术普惠信号，无疑为国内大模型开源竞争格局带来巨变。 从积极方面看，其开源行为为国内企业提供了学习借鉴先进技术的契机，通过研究OpenAI模型架构、训练方式等，国内企业可以优化自身模型，实现技术升级。 挑战也随之而来。Ope...
07-31
从经济学角度看，全球化的本质是分工合作。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各国发挥自身优势进行生产，然后相互交换。以往，中国企业制造产品出口到美国，获取美元后再投资美国，既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上涨，也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原有模式下各有所得。但现在，这种模式给两国都带来了问题。 在美国，从国际化中获益最多的并非普通劳动人民，而是跨国大企业及其背后的资本，劳动收入占比相对较低，这引发了美国劳动阶层的不满。而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低端，随着发展必然希望向价值链上游迈进，涉足飞机制造等高端产业，这种发展诉求的差异导致了矛盾的产生，最终呈现出美国越来越“中国化”，中国越来越“美国化”的趋势。 所谓美国越来越“中国化”，是指美国需要解决供给端问题。美国需求旺盛，但供给能力不足，因此要像中国一样，强化自身供给能力，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很明显，并非所有制造业都能回流美国。从数据来看，2010年起，美国制造业在私营部门就业中的占比基本稳定，维持在10%左右不再下降，这意味着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而高端制造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在增加，美国在产业结构上对高端和低端制造业进行了重新分配。此外，美国出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考量，也必须加强高端制造业。比如若美国无法制造舰船，其军事力量将受到严重制约。 中国越来越“美国化”，即中国要着力解决需求端问题，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大力培育中产阶级，转变投资重于消费的理念，将重心向消费倾斜，这并非周期性调整，而是发展方式和结构性的深刻变革。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专业的人才队伍以及政府的有力扶持，使得国内制造能力远超自身消化能力，“走出去”就成为必然选择。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最重要的是锻造全球胜任力，培养、提高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竞争、运营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挑战和机遇。这不仅意味着要具备全球化的战略视野、了解和应对不同市场的需求，还需要在技术创新、研发能力、跨文化沟通等方面不断提升。 在这个艰难漫长的国际化过程中，风险控制至关重要。目前在成功出海的企业中，很少采用单一模式出海，而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出海阶段，灵活选择多元化的模式，包括地域、手段和方式的多元化。 在一线城市，企业出海已成为热门话题，二三线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达到了相当高水平。中国上市公司作为国内优秀企业的代表，其出海情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研究显示，报告出海收入的中国上市公司已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公司并非集中在轻工业或低端制造业，而是主要分布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在过去20年里，出海收入占比大幅增长，涨了50倍，而同期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仅增长20倍，海外业务涨幅远超国内。不过从整体上看，海外业务在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收入中的占比为13%，与美国标普500跨国公司海外业务占比的40%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分析，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也主要集中在中高端行业，毛利状况同样显示，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中国企业出海表现突出。 梳理中国企业过去几十年的出海模式，早期国企、央企及大型民企主要以并购方式出海，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是欧美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优质资产收购难度加大，并购模式逐渐退出主流。目前，更多企业转向本地建厂、本地化经营模式。若面临风险，企业会选择合资模式，包括产业间合资以及产业与资本的合资。如李宁，就与知名投资机构合作设立海外经营企业。在新能源行业，部分企业在“走出去”时遭遇当地政府阻挠，于是探索出技术授权模式，甚至将当地已建成的产能出售给当地企业，同时保留股权，实现资产与当地企业股权的置换。此外，本地化特许经营、品牌IP全球化以及跨境电商等模式在浙江等地区发展繁荣。大型企业出海通常采用多种模式组合，以降低风险、提高成功率。 以海外建厂为例，企业需分梯次布局。前往美国的制造业，多为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业，主要吸纳当地管理人才；而布局东南亚的企业，则更看重当地劳动力市场以及靠近中国供应链的优势。 梳理过众多例子后，我们总结出成功出海企业的共性。 首先，这些企业拥有清晰的出海战略，明确自身目标、优势与劣势，合理规划投入期和风险容忍度，针对不同市场制定差异化策略。 其次，企业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海前充分准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深入了解当地规则、环境和要素。 成功出海的企业往往在产品、技术上具备革新能力，拥有独特优势，即便面临关税冲击也难以被替代。例如义乌的一些企业，即便只是生产T恤衫，也能凭借产品技术的独特性，在加征30%关税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竞争力。 多数出海企业借助电商平台，采取本地化策略。以泡泡玛特为例，针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环境，开发特色盲盒产品；游戏企业米哈游根据当地文化设计游戏角色，这与迪士尼进入中国后，在城堡设计中融入中国祥云元素的做法类似，都是注重本地化策略的体现。 深入本地化，很关键的一个切入点，是“找人”。 当企业家看好某片市场，决定把业务拓展到该地时，一个主流的选择，是在当地物色到一位能担大任的人才，将其任命为总经理。相信只要把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经验全权相授，再远程遥控一下，这个人就能帮你把“分公司”开起来，业务也就能顺利拓展开来。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发现由于两地文化和市场差异太大，有太多事务难以在这种异地相处的模式中被及时、完好地解决。这个被委以重任的人，也可能不是你期待中的人，形成不了利益共同体。 痛定思痛，企业家们往往还是选择用回在国内团队里的精兵强将，将他们派驻海外。但或许老兵离开了熟悉的土壤就失去了干劲。那么是不是应该折衷一下，从本土找，尽量找华人呢？这样大家最起码文化共通，不会有太多隔阂。但结果很可能会发现，本来在海外找人才就很艰难，再人为地对目标人群进行了族群上的限定，可选样本进一步缩小，也就更难找到适合的人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踩过这些坑，企业才会真正意识到，“找对人”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在“做对事”之上。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发展战略，初期在国内组织起几批有能力、有意愿的出海团队，无论派往哪里，都在初期让国内人员成为当地团队的骨干。等到站稳脚跟，再逐渐寻觅当地值得信任的人才，搭建当地团队，逐步把运营重心转交到当地人才手上。或者，找一个在当地关系深厚、能够与政府沟通联动的人来做海外团队的CEO，再从国内派一批人去做中层的运营和渠道管理，此外更加具体的工作则都找当地人，兼顾在地性、专业度以及用人成本。 在海外招聘用人，还有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海外员工所能承受的额外工作强度往往不及国内员工。我们并不是推崇996文化，但处于初创阶段的出海企业，都会有大量还不能按部就班的事务要厘清，又涉及到一些跨国业务，在工作沟通中需要应对时差。若当地员工坚持执行“到点就走”铁律，确实会让企业派过去的领导者有些狼狈。 如何解决这种文化上的冲突？最基本的一点，领导者首先要以身作则，让员工们看到自己对工作的投入度，实实在在地展现出自己对工作的热情，自己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决心，散发出积极、正向的气场。 其次，领导者需要找机会与员工们进行比较深入的沟通，在增进团队亲密度、粘合上下级关系的同时，也去了解，每一名员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时，具体有什么诉求，再给予充分的理解。真诚对待每一名员工，即便不能换来他们付出更多工作时间，也可以收获对方的真诚。这种真诚相待与相互信任，有时是比加班与否...
07-24
说到印尼，大多数人的印象，只是它是东南亚小国，“千岛之国”。但是，2.8亿人口（全球第四）、跨越三个时区的国土疆域、数百个民族、数百种语言……这些数据，分明表露出，这是个“隐形大国”。 印尼目前的GDP是1.4万亿美元，与中美相比当然不算什么，但放在全球来看，这个数字颇有分量。事实上，印尼的人口与GDP都占到整个东南亚的40%左右。 印尼由17000多个岛屿构成，飞机从最东边飞到最西边需要6个小时。不同岛屿、不同区域，风俗与生活习惯可能千差万别。这样的地理特征，令印尼的文化极其多元。在众多散点式的岛屿中，一些比较大的岛成了整个印尼的重心。比如爪哇岛，人口占全国一半，GDP也占了全国总量的约50%—60%。首都雅加达就位于爪哇岛上。此外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以及巴布亚地区，也都是印尼的重要区域。 印尼是这几年中国企业的出海热门地。它的吸引力在哪儿呢？ 首先是GDP。纵观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的发展历程，一旦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就会涌现出大量消费阶层。目前印尼的人均GDP恰好正在接近5000美元，即将达到临界点，这就足以令人对印尼市场的未来抱有期待。 其次是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目前70%处于劳动年龄。据经济学家推测，印尼人口红利的顶峰会在2045—2050年左右到来。这同样让人对印尼未来10到20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感到乐观。 第三，近20年，印尼的政治局势都比较稳定。印尼连续多次选举都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在去年刚举行的总统选举中，80%民众都参与了投票，政治环境比较健康。这也显然会利好于当地市场的发展。 热了多年，目前印尼还有哪些新机会？ 首先关注消费升级。印尼目前的消费底层逻辑与中国10—15年前的状况比较接近，大量消费者在衣食住行方面有很强的消费欲望。 第二则是“进口替代”，尤其是制造业。印尼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它最早是资源型国家，出口方面主要靠农作物、矿产品和工业初加工品。工业门类依然存在欠缺，大量中间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是稀缺的。印尼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本地生产，在税务上也给了不少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制造业领域依然需要大量进口产品来填补空缺。 除此之外，近几年印尼还有一些赛道值得关注。比如电动车以及与之相关的电池行业。印尼的镍矿储量占整个世界的24%，全球第一。中资企业近几年在其上游的矿产深加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这些领域都有布局。但在下游的电池应用方面，除了电动车，还有例如储能、光伏电网改造等领域依然存在大量市场机会。 同样在能源领域，值得一提的是，印尼去年才通过法规允许居民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当地的主要能源是煤炭，替代能源才刚刚起步，太阳能板等相关业务刚开始起飞，围绕它的储能、太阳能板安装、电网等生态也在兴起。 什么样的企业去印尼会有优势？ 第一种，产业技术有领先优势的，产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已经出口欧美的企业，来到印尼可以直接进入市场，某种程度可以算是降维打击。 第二种，针对某些在天然资源或赛道资源上还存在空缺的行业，如果企业有相关能力，可以抓紧时间去抢资源、占位置。 第三种，在渠道方面有优势的企业。印尼目前尚存在一些渠道空白，国内一些比较新的商业模式相关的渠道，在这里还没有被应用。相关企业也可以尽快抢占，打造优势产品，守住优势资源。 进印尼，该从哪个城市开始？ 不同赛道，入场的策略不同。印尼的货运物流成本很高，物流成本能占到印尼GDP的25%。甚至有些货品，从广州运到雅加达，比从雅加达运到印尼其他岛屿还要便宜，这会给看似很大的利润空间带来颇高的隐性成本。不同行业的企业还是应根据所处赛道来考虑具体的落地方案。 粗略来看，印尼的一线城市大概相当于国内的二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则可以对标国内的县城。考虑到消费习惯和离散式地理特征带来的物流成本，如果是做互联网平台或电商的企业，在印尼还是应该先从大城市入手。 但不同的行业赛道，也会带来不同的经验。有些中国企业就是率先在印尼的二、三线城市取得成功，再转战一线的。例如一家做To B电商的公司，就是从服务二、三线城市的小型商铺起步。过去这些商铺只能从市、省的批发商、进口商进货，利润被层层盘剥，现在有中国工厂直接来供货，马上实现了共赢。 我们始终在强调，不论出海目的地是哪里，本地化都是不可忽略的考量。那在印尼，如何实现本地化？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人才。印尼目前的情况就像中国二、三十年前，要培养自己的人才很难。本地人才不够，从外部引进人才，又会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如何在短时间内协调外部人才，调动他们的能力为本地市场提供服务，是让企业实现本地化的第一步。 好在近十年，东南亚人才紧缺的局面有所缓解。大量创业公司吸引、培养了不少具有创业精神与能力的人才，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印尼本地海归。除了实打实的收入激励，创业者的个人魅力与企业愿景也是重要的人才招揽条件。 第二个关键点则是要做好细节。很多大型咨询公司都能做相应的市场调研，给出宏观层面的战略方案，但要具体说如何做到本地化，讲清楚消费者日常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需要真正落实下去。 市场中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各方之间为什么会有摩擦？明明是很好的平台、很好的产品，为什么没人用？为什么直到现在，印尼还有1亿人没有开通银行账户？信用卡持有量只有1200万张？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客观因素存在，不是靠纸面上的战略能解决的。本地化没有捷径，这种探索与思考可能永无止境。17000多个岛屿，解决方案也未必能够通用，要真正看透这些问题背后的情况，需要做大量具体的、落地的功课。这不可能靠一两次考察就能搞定，必须真正落地到本地之后，边观察、边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在印尼，创业者如果想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乃至想与当地政府达成合作，有哪些途径和需要注意的情况呢？ 当地也有类似国内互联网大厂那样的大集团，在当地经济中占比很重，他们的意见和方向对判断整个国家的市场状况都有一定参考意义。想要让出海业务顺利落地，得到他们的支持很重要。但这些大集团情况复杂，人事更迭频繁，这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掌握他们的动向，花时间，花精力，让中国的技术与产品匹配上当地合作伙伴的政府关系、渠道优势，把日常运营也尽量交给当地人负责，不要傲慢，避免不觉中踩了红线。 当然，这样的集团，投资的项目也很多，如何让他们觉得你的业务值得做，还是要做不少努力。另外，从财务角度来看，印尼的融资成本较高。在印尼办贷款，即使是大公司，年化利率也会达到8%、9%，小企业更是很难拿到10%以下的利率。如果有本地财团或金融机构支持，能降低不少利率成本。 说到底，无论我们企业本身的实力有多强，技术和产品有多么能降维打击，依然别忘了自己是在“客场作战”，时时保有对当地文化特性、当地资源特质、当地关系网络的敬畏之心，是非常必要的。...
07-17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周期之中。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加入WTO，叠加了由人口红利带来的上一轮全球化红利、房地产和消费互联网红利，这么多红利在短短二十年间同时出现，这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 但今天，这些红利基本消失或减弱，很多行业要从增量时代进入到存量时代，甚至是减量、缩量时代。 上一轮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红利随着中美贸易战爆发走向终结，全球经贸格局发生了彻底改变，同时人口见顶，需求趋缓，尤其是实用性产品已经远远供大于求，同质竞争导致内卷加剧，企业普遍感觉疲惫又迷茫。 过去很多企业是以生产为导向，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营销，重视有形的东西、轻视无形的东西，对需求的重视和挖掘远远不够，有些新的需求没有被挖掘出来，有些需求尤其是服务需求和精神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 当前我们正从工业时代往数字时代转型，很多思路和认知都还停留在工业时代，路径依赖、思维定势都非常强，这些都造成了目前很多企业的困局。转变，迫在眉睫。 乐观的是，虽然很多红利消失了，但也有新的红利在诞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这四个。 第一，出海红利。 不出海，就出局，很多产品在国内就是存量市场，但出去就是增量市场。虽然上一轮全球化已经走向尾声，但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一轮全球化将不断展开。 把国外市场当国内市场做，从十几亿的目标客户群拓展到七八十亿的目标客户群，中国将在海外再造一个几十万亿的大体量经济体，企业也需要将目光放远，国内国外两轨并行，行稳致远。 第二，绿色经济。 绿色、低碳产品的出海显示了强劲的势头。尤其是出口“新三样”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出口数据非常显眼，也就代表着中国在绿色循环经济、低碳时代，把原来西方发达国家打压我们的地方变成了突破口，在这些方面实现了领先，未来低碳绿色产业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出口产品的低碳元素成为新的竞争优势。 第三，人工智能。 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从判别式人工智能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到以DeepSeek为代表的推理型人工智能。当前正进入到智能体时代，人类将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发起冲刺，所有行业都将被人工智能改造和重构。AI将和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相结合，全面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同时将带来全新的商业模式、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 第四，IP和品牌。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IP比任何时代都重要。 当前物质消费已接近饱和，但精神消费才刚刚起步，今天的企业要做营销，IP非常重要，IP就是流量，流量是商业的基础。从前我们是“Made in China”，现在逐渐走向“Made by China”，即不一定在中国生产，但是里边含有许多中国的成分，未来我们还需要“Created by China”，拥有许多自己创造的东西，有自己的IP和品牌，像泡泡玛特的Labubu、哪吒、《黑悟空》游戏等产品，都反映了中国的创造和创意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的被认同。 在以上所有趋势中，最重要的是新全球化和数字化，这也是企业未来面临最重要的两个发展红利。 上一次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以全球化价值链贸易为主要特征，欧美的大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同一产品不同工序在全球分工制造，同时跨国公司把价值链的高端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留在国内，而把生产制造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中国通过加入WTO而融入世界，利用劳动力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给跨国公司贴牌制造和代工制造，借助欧美跨国公司的营销、销售和研发设计，把产品出口到全球。通过在干中学，我们不断消化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进行二次创新，最终实现自主创新，逐渐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美国开启了逆全球化进程，根源在其制造业缺乏优势。当一个国家在产业竞争力不占优势时，就会从自由贸易走向保护贸易。 新全球化不是“去中国化”，而是“再中国化”，用我们的智能制造技术、全产业链优势、营销品牌以及价值观，重新定义世界需要中国的方式。 当前的全球化，很大部分是由数字化驱动的，数字化既是出海的最大红利，也是最大变量，中国企业通过数字化驱动新出海已成为一道必选题。 以义乌为例，众多商家通过跨境电商，把买卖做到了全球。与上一轮全球化不同，当下的全球化，明显呈现出去中心化特征，中小企业乃至自然人都能够借助数字化平台触达世界每个角落。因此这一轮全球化，更加开放、更加普惠，也更加注重合作共赢，旧的贸易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贸易秩序正在形成中。 现在数字化已进入下半场，从互联网时代迈向数据智能时代。以前是“网商”，现在是“数商”，从网络推广和数字营销能力，逐步转向数据分析和数据洞察能力。能否通过数据深刻洞察消费者和客户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前数据智能已经在国际贸易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流程中得到大规模深度应用，在营销自动化、智能化、客户开发、客户分析、风险管理等领域应用尤为成熟。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和以往的泛泛营销完全不同。有了数据智能后，就能实现从感知到洞察、到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数据智能覆盖。基于大数据，对客户的画像、需求、痛点、偏好的了解，有时候比客户自己还了解自己，同时根据数据、直觉、经验实时做决策并执行，自动发邮件或其他触达工具精准触达客户并进行实时营销管理。有了大数据，每个企业的供应链、上下游情况都一目了然，包括联系人、位置信息、公司信息、领英号、WhatsApp等信息都非常详尽。 有了数据，还要和别的工具组合，形成一体化、体系化的打法。这就类似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巴战争，是体系化的作战。所有工具还需要人来使用，通过数据链进行数据协同，实现数据共享，建立一套SOP流程，再经过迭代建立起一整套体系和打法，落实到不同的场景中，跨境电商有跨境电商的打法，外贸B2B有外贸B2B的体系，外贸大数据精准营销也有外贸大数据精准营销的体系。 数字化转型，从外部来说要实现全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在获取和洞察市场与客户的数据后，利用这些数据反向传导到研发设计，再到智能制造，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和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再包括精准营销、智能交付等，全价值链都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最终将企业进化成数字时代的新物种。 企业完成对外的数字化转型后，内部也要转型，这同样是一个体系，涉及思维方式、组织架构、运营、人才、文化等方方面面。 首先需要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思维包含去中心化、利他思维、开创共享等思维方式，同时建立和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组织架构。大中台、小前端、积木化组织、项目化组织，既要分工，又要跨部门协同，要把之前的串联模式变成并联模式，把火车头模式变成动车组模式。 数字化的未来波澜壮阔，如何把握机遇？我们为中国企业出海梳理了几个建议。 第一，产业专业化、市场多元化。产品一定要聚焦，可以专业化、系列化，但市场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客户一定要多元化。要让客户遍布全球每个角落，更加贴近客户和市场，“少就是多、慢就是快”，不断打磨产品，不断深入开发客户。 第二，内外贸一体化。把国外市场当成国内市场做，更多关注本土化的需求洞察。 产品既要全球化又要本地化，不一定都要创新技术，许多产品只要进行本地化改进就能找到很大的市场。快速洞察客户需求，并快速提供解决方案是很关键的能力。 第三，分布式产能、产能本地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有实力的企业要考虑分布式产能，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风险，同时更好地服务本地客户，减少物流成本。在全球...